3月7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其中，金融机构改革成为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重点，当取消银保监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发出后，更是引发了市场的极大关注。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督管理架构为“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督管理架构， 一委即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一行即中国人民银行， 两会分别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其中，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包括金融稳定、发展和监管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维护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慎管理；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对银行业和保险业进行统一监督管理，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运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

  3 月 7 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员会议，听取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在13条改革方案中，有6条是关于金融改革的：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化地方金融监督管理体制改革；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筹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统一规范管理。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病，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纷纷开启一轮金融监管改革浪潮。纵观国内外经验，金融监督管理的机构改革始终围绕解决三个问题：（1）如何协调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2）如何在审慎监管之外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3）如何解决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和分业监管之间的矛盾？

  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微观层面金融机构的经营稳健不代表宏观上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控股公司等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导致金融机构不仅出现了“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ll）”，也出现了“太关联而不能倒（too connected to fall）”的问题。

  为此，2010 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最主要的增量就是将宏观审慎监管加入到监管体系中，从指标上则是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管理之外引入杠杆率指标；2016 年人民银行建立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正式担负起中国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

  金融危机之后，保护金融消费者（储户、金融产品购买者）和投资者（股民）权益成为监管改革的重点方向。为此，英国建立了“双峰监管”模式，由英格兰银行和金融行为监管局分别负责金融机构监管和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保护职责；而此前我国针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分散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

  随着金融市场化发展，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越来越多，即所谓的“综合经营”或“混业经营”，但旧的监管模式通常是针对单一机构的“分业经营”，典型如美国是由联储、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等众多部门的分业监管模式，2003 年-2017 年中国“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等。

  金融危机后，为适应金融该机构综合经营的特征，美国在众多监管机构之上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管协调工作；中国则在 2018 年机构改革中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并合并银监会与保监会。

  此次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之后，从根本上理顺了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之间的关系，“一行两会”格局变成“一行一局一会”格局，具体来说：

  证监会从发改委划入企业债发审职能，专注于资本市场监管。证监会剥离了投资者保护职能，划入发改委企业债发审职能，专注监管资本市场的机构参与者，监管目标更加单一。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原银保监会机构监管的基础上，从人民银行划入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分别划入行为监管职能，完整承担了机构监管和行为监管。原银保监会的主要监管对象是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本质上属于机构监管，而金融控股公司本身也属于金融机构，理应并入机构监管的范畴。此外，承担原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保护和证监会投资者保护职能，完成机构监管和行为监管的统一。

  人民银行剥离行为监管职能，专注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人民银行将分散在金融稳定局和宏观审慎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划归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自身负责传统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等）。